忿速可侮也意谓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曹操

忿速，可侮也：意谓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杜牧曰：“忿者，刚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敌人如此，可以陵侮，使之轻进而败之也。十六国姚襄攻黄落，前秦苻生遣苻黄眉、邓羌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襄性刚很，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襄怒出战，黄眉等斩之。”赵本学曰：“暴怒褊急之人，心虑浅狭，智识庸下，侮之则乘怒，轻合不顾成败。”

廉洁，可辱也：意谓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曹操曰：“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也。”张预曰：“清洁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赵本学曰：“廉洁者，狷狭自饰之人也。矜骄喜色，不受人污，辱之则愧忿交集，邀人求逞。”

爱民，可烦也：意谓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曹操曰：“出其所必趋，爱民者，则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则须烦劳也。”陈皞曰：“兵有须救不必救者，项羽救赵，此须救也；亚夫委梁，不必救也。”张预曰：“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赵本学曰：“爱民者，不忍之心胜，煦煦若妇人者也。此人多姑息求全，才无果断，烦之则心绪杂乱，谋患不精。此五者，皆将军自为之过，不可以任用，兵之责者也。”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陈皞曰：“良将则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随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见可如虎，否则闭户。动静以计，不可喜怒也。”何氏曰：“将材古今难之，其性往往失于一偏耳。故孙子首篇言‘将者，智、信、仁、勇、严’，贵其全也。”张预曰：“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故取则于己，为凶于兵。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贾林曰：“此五种之人，不可任为大将，用兵必败也。”朱军说：“孙武运用辩证观点，提出将的性格有长有短。短在长之中，两者互相转化，重要的是善于正确处理才能不致偏激而被敌方所利用。古人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事物的辩证法，正是如此。将的‘五危’性格应该正确解决，也可以正确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指挥员的军政素养。”陈启天曰：“军之所以覆败，将之所以被杀，皆由于为将者有此五种危及战事之性格，不可不慎加审察，而斟酌变通之也。将既须能勇，又须能不必死；既须能怯，又须能不必生；既须能刚，又须能不可侮；既须能廉，又须能不可辱；既须能仁，又须能不可烦。诸种性格，互为调融，而各适其宜，共成其用，是非深识生死之道，深通修养之学，并深知变通之法者，莫能几焉。《计篇》曾首揭将须智、信、仁、勇、严五德俱全，为将岂易言哉，为将岂易言哉！”覆军，使军队覆灭。

将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缺陷：对一味拼死的敌将，可施计杀死他；对贪生怕死的敌将，可设法俘虏他；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以上这五种，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祸。军队被覆灭，将领被杀死，必定由于上述五种危险，不可不认真研究。

行军篇

“行军”在现代军语中，意即“军队进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而本篇篇题的含义却与此有别，指的是行军过程中的“处军”。“处军”，指的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驻扎与宿营。赵本学曰：“行军者，军行处境须知之事也。次舍之处，则有水泽山陆之不同，经由之路亦有坑堑险阻之不一，果何择而何避乎？军行见敌，敌人则有动静进退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计，有治乱虚实之形，果何觇而何察乎？处军不得其法，相敌不得其情，皆有败衄之祸。《孙子》此篇专载其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周悉详尽，无复余蕴矣。”指出了“处军”与“相敌”之术对于战争结果的重要意义，因而被《孙子兵法》充分重视，详加分析。张预曰：“知九地之变，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故次《九变》。”则指出了本篇与《九变篇》在内容上的前后衔接。

本篇前两段谈“处军”。孙子依次分析了在山地、江河、盐碱地和平地等四种地形下的“处军”原则（如在山地“处军”，要“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均蕴含着充分利用各种“地利”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旨归。作者还从军需供应与卫生防疫的角度，论证“处军”时为何需遵循“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原则。士卒身体的健康与否，亦直接关乎作战成败，因而将帅需掌握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才能正确“处军”以使“军无百疾”。作者还提出了我军必须快速离开的“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提醒将领途经“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之地，需小心谨慎，认真搜索，以防敌人伏兵的袭击。

本篇第三段谈“相敌”，一共举出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相敌”，即侦察与判断敌情。受军事科技水平所限，孙子时代的人们观察敌情主要依靠眼耳，但这看似原始的“侦察工具”，仍能获知各种敌情，高明的将帅透过表象而抵达本质，便能掌握敌人的作战意图、战略部署、士卒心理、官兵关系等，从而因势利导，因敌制胜，在充分“知彼”的前提下战胜敌人。在而今高科技的武装下，侦察工具早已摆脱了孙子时代的原始简陋，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所贯穿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宗旨，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方法，仍极具价值，永不过时。

本篇最后一段提出的一些观点，也闪烁着作者睿智的光芒。如“兵非益多也”，提出兵员并非多多益善，质量建设常比扩充数量更重要，在吴如嵩看来，这堪称“我国最早提出的精兵思想”。又如“令（应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在治军方面应“文”、“武”兼用，不可偏废。刘庆评价这一原则道：“这一思想比单纯鞭笞杀戮的强制性方法要进步，且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相吻合，故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奉为治兵准则。古代兵书《吴子》提出的‘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素质要求，近代兵书《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的评语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能存此心，则古今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指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军原则对后世兵家的深刻影响。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13)，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14)，此处斥泽之军也(15)。平陆处易(16)，而右背高，前死后生(17)，此处平陆之军也(18)。凡此四军之利(19)，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20)。

凡处军、相敌：“处军”与“相敌”是本篇前三段的关键词。刘寅曰：“孙子言：凡处军之法有四，相敌之法有三十二。下文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皆处军之法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皆相敌之法也。”吴九龙解释“处军”道：“指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战斗、驻扎的处置方法。”相敌，侦察敌情，判断敌情。张预曰：“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处’，则处军之事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则相敌之事也。”

绝山依谷：意谓行军经过山地，要靠近山谷。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张预曰：“绝，犹越也。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后汉武都羌为寇，马援讨之。羌在山上，援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穷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