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记索隐》的作者司马贞的观点说，申不害的变法，无论成败与否，有一个效果无可非议：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最为高效的行政运转体制，即“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而比起上层行政体制的设计来，申不害的另一个创举，就是“经济建设”。

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经济领域的内容，基本都大差不差，几乎都是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新兴的封建土地制度，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轨道，给予保护和扶持，从而增加收入，振兴经济。

申不害的思想，也非常类似，但相对有所不同的是，他把农业生产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所谓“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贵土”，也就是土地是最珍贵的财富，而国家要想称霸天下，也必须“国富而粟多也”。因此在申不害当政时期，奖励农耕的政策极多，农业生产也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上。

而同样被申不害十分重视的，则是韩国的手工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韩国手工业的技术基础十分强大，而申不害的改革，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申不害的坚持下，韩国加重了官营手工业的职权，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手工业考核体制，尤其影响后世的一件事是：每一件韩国出产的兵器，上面都标注了工匠的名字，哪个兵器出问题，立刻就追究工匠的责任，韩国的宝剑与弓弩，从此驰名天下，都是拜这严格管理所赐。

而比起李悝、商鞅等人，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话语权上，那也是相当大的，他共担任韩国国相十五年，其间文武大权独揽，除了负责行政事务，军事工作也是一把抓，他还主持了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改革，把贵族自家的私兵收归国有，和国家的兵马混搭训练，从此以后贵族没有了兵马特权，力量逐渐削弱，国君的威权大为加强。这件事当时在韩国引起的争议和阻力最大，但在申不害的灵活手腕和强硬动作下，到底办成了。

在这场痛苦的改革中，韩国的军事实力，也一度焕然升级。而申不害的个人声望，也在韩国军事改革完成后，一直如日中天。但风口浪尖上的申不害，自始至终保持的，就是对国君韩昭侯不贰的忠诚。

然而，作为申不害的领导，韩昭侯除了对申不害有百分百的信任外，更以其独特的驾驭手段，令申不害始终诚惶诚恐，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是：有段时间申不害也曾因为自己功劳不少，一度飘飘然。有一次竟然大模大样，要求韩昭侯封自己的一个堂兄做官。没想到韩昭侯却冷冷拒绝了，申不害开始还不解，甚至一脸的不情愿，但韩昭侯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吓得申不害全身冷汗：“您一直教育我不能被情绪左右，严格依法办事；您说今天这事，我要是听了您的，就违背了您的教育；要是不听您的，就让您不高兴，您说我该怎么办？”

就这一句话，申不害立刻面容改色，忙不迭地向韩昭侯请罪。从此也百分百知道，这位国君是个不容易糊弄的人物。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对韩昭侯百分百的尊重，换得韩昭侯百分百推心置腹的信任。这个君臣同心的掌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美谈。

一肚子委屈的申不害

申不害对韩昭侯，一度底气十足，也来自于他底气十足的业绩。

以一个相国来论，申不害变法的成绩，可以说相当优秀，所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也就是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列国诸侯都不敢来欺负韩国。这十五年变法时代，也是韩国历史上难得的，不曾遭到外来侵扰的黄金时代，以业绩来说，十分的强大。

但比起同时期战国其他国家的变法来，韩国却显得弱多了。

作为三家分晋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韩国却不曾像赵国魏国那样，有过笑傲战国时代的风云岁月，最强大的表现，也不过是申不害变法时期那样，仅免于挨打而已。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法家大师韩非子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申不害自己身上。

申不害改革的最重要环节，就是立法，但是其最大的漏洞，也是立法，申不害口口声声认为立法是国家重器，有法必须执行，但同样又把执行法律的关键，寄托在国君自身的威权上，这就带来一个极为矛盾的结果：为了实现国君的威权，所有严格的法律条文，都必须为国君服务，同样一句话的法律解释，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解释出不同的结果来。精心制定的法律，也就成了为国君专制服务，肆意被篡改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