忿速，可侮也：意谓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杜牧曰：“忿者，刚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敌人如此，可以陵侮，使之轻进而败之也。十六国姚襄攻黄落，前秦苻生遣苻黄眉、邓羌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襄性刚很，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襄怒出战，黄眉等斩之。”赵本学曰：“暴怒褊急之人，心虑浅狭，智识庸下，侮之则乘怒，轻合不顾成败。”

廉洁，可辱也：意谓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曹操曰：“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也。”张预曰：“清洁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赵本学曰：“廉洁者，狷狭自饰之人也。矜骄喜色，不受人污，辱之则愧忿交集，邀人求逞。”

爱民，可烦也：意谓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曹操曰：“出其所必趋，爱民者，则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则须烦劳也。”陈皞曰：“兵有须救不必救者，项羽救赵，此须救也；亚夫委梁，不必救也。”张预曰：“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赵本学曰：“爱民者，不忍之心胜，煦煦若妇人者也。此人多姑息求全，才无果断，烦之则心绪杂乱，谋患不精。此五者，皆将军自为之过，不可以任用，兵之责者也。”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陈皞曰：“良将则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随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见可如虎，否则闭户。动静以计，不可喜怒也。”何氏曰：“将材古今难之，其性往往失于一偏耳。故孙子首篇言‘将者，智、信、仁、勇、严’，贵其全也。”张预曰：“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故取则于己，为凶于兵。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贾林曰：“此五种之人，不可任为大将，用兵必败也。”朱军说：“孙武运用辩证观点，提出将的性格有长有短。短在长之中，两者互相转化，重要的是善于正确处理才能不致偏激而被敌方所利用。古人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事物的辩证法，正是如此。将的‘五危’性格应该正确解决，也可以正确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指挥员的军政素养。”陈启天曰：“军之所以覆败，将之所以被杀，皆由于为将者有此五种危及战事之性格，不可不慎加审察，而斟酌变通之也。将既须能勇，又须能不必死；既须能怯，又须能不必生；既须能刚，又须能不可侮；既须能廉，又须能不可辱；既须能仁，又须能不可烦。诸种性格，互为调融，而各适其宜，共成其用，是非深识生死之道，深通修养之学，并深知变通之法者，莫能几焉。《计篇》曾首揭将须智、信、仁、勇、严五德俱全，为将岂易言哉，为将岂易言哉！”覆军，使军队覆灭。

将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缺陷：对一味拼死的敌将，可施计杀死他；对贪生怕死的敌将，可设法俘虏他；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以上这五种，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祸。军队被覆灭，将领被杀死，必定由于上述五种危险，不可不认真研究。

行军篇

“行军”在现代军语中，意即“军队进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而本篇篇题的含义却与此有别，指的是行军过程中的“处军”。“处军”，指的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驻扎与宿营。赵本学曰：“行军者，军行处境须知之事也。次舍之处，则有水泽山陆之不同，经由之路亦有坑堑险阻之不一，果何择而何避乎？军行见敌，敌人则有动静进退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计，有治乱虚实之形，果何觇而何察乎？处军不得其法，相敌不得其情，皆有败衄之祸。《孙子》此篇专载其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周悉详尽，无复余蕴矣。”指出了“处军”与“相敌”之术对于战争结果的重要意义，因而被《孙子兵法》充分重视，详加分析。张预曰：“知九地之变，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故次《九变》。”则指出了本篇与《九变篇》在内容上的前后衔接。

本篇前两段谈“处军”。孙子依次分析了在山地、江河、盐碱地和平地等四种地形下的“处军”原则（如在山地“处军”，要“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均蕴含着充分利用各种“地利”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旨归。作者还从军需供应与卫生防疫的角度，论证“处军”时为何需遵循“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原则。士卒身体的健康与否，亦直接关乎作战成败，因而将帅需掌握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才能正确“处军”以使“军无百疾”。作者还提出了我军必须快速离开的“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提醒将领途经“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之地，需小心谨慎，认真搜索，以防敌人伏兵的袭击。

本篇第三段谈“相敌”，一共举出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相敌”，即侦察与判断敌情。受军事科技水平所限，孙子时代的人们观察敌情主要依靠眼耳，但这看似原始的“侦察工具”，仍能获知各种敌情，高明的将帅透过表象而抵达本质，便能掌握敌人的作战意图、战略部署、士卒心理、官兵关系等，从而因势利导，因敌制胜，在充分“知彼”的前提下战胜敌人。在而今高科技的武装下，侦察工具早已摆脱了孙子时代的原始简陋，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所贯穿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宗旨，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方法，仍极具价值，永不过时。

本篇最后一段提出的一些观点，也闪烁着作者睿智的光芒。如“兵非益多也”，提出兵员并非多多益善，质量建设常比扩充数量更重要，在吴如嵩看来，这堪称“我国最早提出的精兵思想”。又如“令（应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在治军方面应“文”、“武”兼用，不可偏废。刘庆评价这一原则道：“这一思想比单纯鞭笞杀戮的强制性方法要进步，且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相吻合，故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奉为治兵准则。古代兵书《吴子》提出的‘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素质要求，近代兵书《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的评语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能存此心，则古今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指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军原则对后世兵家的深刻影响。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13)，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14)，此处斥泽之军也(15)。平陆处易(16)，而右背高，前死后生(17)，此处平陆之军也(18)。凡此四军之利(19)，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20)。

凡处军、相敌：“处军”与“相敌”是本篇前三段的关键词。刘寅曰：“孙子言：凡处军之法有四，相敌之法有三十二。下文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皆处军之法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皆相敌之法也。”吴九龙解释“处军”道：“指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战斗、驻扎的处置方法。”相敌，侦察敌情，判断敌情。张预曰：“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处’，则处军之事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则相敌之事也。”

绝山依谷：意谓行军经过山地，要靠近山谷。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张预曰：“绝，犹越也。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后汉武都羌为寇，马援讨之。羌在山上，援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穷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