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向高处发展，出现各种形式的山田。南方以水田为主，但山田旱地很早就存在，并往往保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唐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上山烧荒的人越来越多。这种保留刀耕火种习惯的山田，称为畲田。畲田对扩大耕地面积起了不少作用，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比较严重。山田中对水土资源利用比较合理的是梯田。梯田是在丘陵山区的坡地上逐级筑坝平土，修成若干上下相接、形如阶梯的半月形田块，有水源的可自流灌溉种水稻；无水源的种旱作物也能御旱保收。梯田起源颇早。唐代樊绰在所著《蛮书》中谈到云南少数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这种山田就是梯田。宋代南方人口增加很快，需要扩充水稻种植面积，这种形涂田梯田式的山田获得较大发展，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都有它的踪迹，并取得了梯田这一名称。时人诗曰：“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说的就是南方梯田对水土资源的高度利用。

传统农具发展的峰巅

在我国传统农具发展史上，唐宋是继战国秦汉以后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传统农具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农具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铁农具质料方面发生了重大改革。秦汉魏晋南北朝铁农具主要用可锻铸铁制造。南北朝时发明了“灌钢”技术，并用以制造刀镰，但不普遍。唐宋时代这种技术已流行开来，小型嵌刃式铸铁农具遂为比较厚重的钢刃熟铁农具所代替，从而提高了坚韧和锋利的程度。第二，农具种类更多、分工更细，而且配套成龙。我国北方旱作农具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基本配套，此时进一步完善。如窄而厚的用来开生荒，阔而薄的铧用来翻熟地。氵于泽地春耕有专用的“刻”等。南方水田整地工具除耕、耙、耖外，秧田平土有平板，大田平土有田荡，又有用于育秧移栽的秧绳、秧弹、秧马，用于中耕的耘荡，排灌用的翻车、戽斗等，也形成完整的系列。第三，经过改良或新创，许多农具更为完善、灵巧、高效、省力。如翻土用的曲辕犁，中耕用的耧锄，收割用的麦钐、推镰，都比前代同类工具有更良好的性能。减轻劳动强度或起劳动保护作用的，有水田中耕用的耘荡、耘爪，拔秧用的秧马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利用水力风力或畜力的大型高效农具。以下摘其要者作一简单介绍。

中国传统犁的完善中国犁的犁体一般由犁底、犁梢、犁箭、犁辕等部件构成，形成框形，所以被称为框形犁，是世界上六种传统犁中的一种。这种框形犁，汉代已基本定型，有了犁壁，后来又有了可使犁箭活动调节耕深的装置，但仍实行两牛抬杠。唐代出现了江东犁。江东犁在犁辕前端设置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犁盘，犁辕通过在犁盘两侧系以绳索与牛轭（这时已由二牛抬杠的直轭改为曲轭）相连接；而犁辕也因之由直长辕改为较短的曲辕了。所以江东犁又叫曲辕犁，这种犁可以用单牛挽拉。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犁发展到成熟阶段。宋代又出现了软套和代替犁盘的铁挂钩；曲辕犁向全国普及。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犁相比较，中国犁的特点，一是富于摆动性，操作时可以灵活转动和调节耕深耕幅；二是装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碎土功能。这些特点满足了精耕细作的要求，适于个体农户使用。西欧中世纪使用带轮的重犁，没有犁壁，役畜和犁辕间用肩轭连接，比较笨重。世纪出现的西欧近代犁，由于采用了中国框形犁的摆动性和曲面壁，并与原有的犁刀相结合，才形成既能深耕又便于翻碎土壤的新的犁耕体系；它成为西欧近代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农田排灌工具的发展上古时代，人们在灌溉时，要用瓦罐从井里把水一罐罐打上来，或从河里把水一罐罐抱回来。《庄子》上说的“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春秋战国时，农田灌溉发展起来，各种新的灌溉工具也应运而生。春秋时已有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的桔槔；汉代水井用辘轳提水相当普遍，辘轳的使用一直延至近世。这两种提水工具比起抱瓮出灌已大为进步，但毕竟不能满足较大规模的农田排灌的需要，真正满足这种需要而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翻车，即龙骨车。它创制于东汉末，最初用于洒路，发明者是毕岚。三国时马钧加以改进，始用于园圃灌溉。这时它还是手摇的，以后发展为脚踏的，具体何时难以确指。不晚于唐代出现了牛转翻车。宋元之际发明了水转翻车。元明之际又有风力水车的创制。翻车是利用齿轮和链唧筒原理汲水的排灌工具，结构巧妙，抽水能力相当高。南宋范成大诗云：脚踏翻车曲辕犁复原图“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常在踏车头。”是电力抽水机推广以前我国农村使用最广泛的排灌工具。

唐代还发明了筒车。它是用竹木制成大型立轮，由一横轴架起，轮的四周斜装若干小木桶或竹筒。筒车安置在水边，立轮下部没入水中，轮随水流转动，轮周小筒不断把水戽起，通过木槽灌入田间。这也是一种高效提水工具，诗人用“竹龙行雨”来形容它。筒车在宋元又有发展，出现了畜力筒车和高转筒车，后者可以引水至七八丈高。此外，唐代还有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

麦钐与碾碾（石磨）这两种工具均与麦作的推广有关。麦钐是用以收麦的装长柄的大镰刀，它配合一个带有两条活动长柄的簸箕（“麦绰”），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个灵活的操纵器，移动钐和绰，将远处的麦“钐”下，翻入麦绰，再收回麦绰，递到后面带轮的“麦笼”里。这种配套的收麦器，比普通收获工具，效率提高几倍。麦钐在唐代已较普遍，它与麦绰、麦笼的配套完善大体在宋元之际。麦作的发展又推动了加工工具的改进。魏晋南北朝已发明的水力碾磨，唐代已相当流行，官僚地主和寺观往往建造大型碾碾，作赢利性经营，主要用以磨面。宋元之际，又出现可以同机完成砻、碾、磨三项工作的“水轮三事”。这种工具是以河水冲激水轮转动，并通过轮轴带动各种磨具工作，在当时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在西域则有风车带动的磨麦器。

生产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我国作物构成在唐宋时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稻麦上升为最主要粮食作物，代替了粟的传统地位。水稻一直是南方人的主食，并不断被北方人引种。唐宋时代，华北各地和东北部分地区都有水稻踪迹，但由于水资源限制，北方种稻毕竟不多。水稻地位的提高主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已出现南粮北运的现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也进一步提高，尤以长江下游为最重要稻产区，出现了“苏（苏州）湖（湖州）熟，天下足”的民谚。水稻被人称为“安民镇国之至宝”，它在粮食生产中的主要地位完全确立了。中原的传统作物是春种秋收的，冬麦的收获正值青黄不接时期，有“续绝继乏”之功；它又可以和其他春种或夏种作物灵活配合增加复种指数，在我国轮作复种制中，冬麦往往处于枢纽地位。由于上述原因小麦种植历来为民间重视，政府提倡。唐宋时代麦作发展很快。唐初租庸调中的“租”规定要纳粟，粟在粮作中仍处于最高地位，麦豆被视为杂稼；但中唐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主要收麦，反映麦作已很普遍。北宋时，小麦已成为北方人的常食，以至南宋初期金兵占领北方之后，大批北方人流寓南方时竟引起了麦价的陡涨，从而促进了南方麦作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但“有山皆种麦”，而且部分水田也实行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小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位作物。宋元时代，最初种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高粱也开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使粟黍继续受到排挤。纤维作物方面变化也很大。首先是苎麻地位的上升；继之是棉花传入长江流域。苎麻原产于南方，历史上主要产区也在南方。距今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已出土了精美的苎麻布，而种苎麻的最早记载则见于三国时吴国人陆玑（机）的著作。苎麻纤维质量很好，可织出清凉高转筒车离汗的夏布。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以生产优质苎麻布（如巴蜀的“黄润”，广西壮族的“辣子”等）著称。唐宋时代，随着南方的繁荣，苎麻繁殖栽培技术显著改进，生产有颇大发展，其地位超过了大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