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陆在元代属于一种“才子型”的游戏，为文人及风流子弟所喜爱，像诗人柳贯、曲家周德清、戏剧家关汉卿等均有咏颂双陆的佳作传世。及至明、清，双陆仍在上层贵族及仕女中间流传，不过已略呈衰势。在《金瓶梅》、《镜花缘》及《风筝误》等小说、剧本中尚有提及。大概是由于象棋的盛行，双陆这一在中国古代流行了二千余年的博戏便逐渐地不那么时兴了，以致最终失传。

樗蒲

樗蒲戏是一种比六博的兴起略晚一些的游艺形式，始起于汉末魏初。晋人张华的《博物志》曾有“老子人胡，作樗蒲”的说法，说明樗蒲的出现比六博要晚几百年。汉末繁钦的《威仪箴》中曾有“营弄棋，文局樗蒲，言不及义，胜是图？”的描述，说明樗蒲问世不久就成了赌具。

樗蒲是在“六博”基础上的改进与变异的结果。这首先体现在掷具上的变化，樗蒲的掷具由六博的六枚改变为五枚，所以又叫五木、五投或五骰。此外，宋代的五木掷具在制作上也由六博的六寸长的箭形改变为小巧得多的一寸左右甚至更小，其形状为两头圆滑中间略长的椭圆形，更接近后来的骰子，掷出之后滚动灵活。樗蒲掷具一般用樗木制作，所以叫樗蒲，呈两面体形状，用黑、白两种颜色来区别，有的还刻有牛犊和野鸡图案，可以组成更为丰富多样的齿采图案。同时，樗蒲掷采不在棋枰上，而在一种形状稍大的“杯”中投掷，加之樗蒲外形长圆小巧，掷出之后，圆转灵活，齿采变化万端，更提高了趣味性与偶然性。

另外，樗蒲的棋枰仍然用木制作，但是棋枰上不再绘出行棋曲道，而是用筹码性质的一百二十枚矢(或者三百六十枚矢)排列成行棋的路线，不管用一百二十枚矢也好，三百六十枚矢也行，都按三等分。如果用一百二十枚矢排列棋道，则每节(每组)应排四十枚矢。节与节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这就是“关”，“关”前和“关”后的一枚矢就叫做“坑”，或者叫“堑”。这就是唐人李肇《国史补》中所说的“法三分其子为三百六十，限以两关(两个间隙)，人执六马”的意思。所谓“马”就是棋子，玩“樗蒲”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每人分别执一个颜色的棋子(马)四至二十枚。然后按一定的顺序，各人轮流掷采。由于五木的掷具每个都有两面颜色或图案，这样可以出现十组不同的齿采，每种齿采对应着规定的“笑数”，这就是自己的马(棋子)应当移动的步数。齿采有王采(贵采，不太容易出现)、氓采(又叫珉采、杂采)的区别。凡是打马(吃掉别人的马)、越关、出坑，都必须要掷出王采才行。

由于参加人数可以达到五人，五人所行之马就有可能在同一位置上相遇。假设是自己的马相遇在同一位置，可以重叠而行。如果遇上别人的马，自己又掷得贵采，就将别人的马打掉。由于樗蒲所用的掷具五木虽然都用黑、白两种颜色来区别，但是有两只在黑面画犊，而在它的白面绘野鸡，樗蒲游戏采用五木掷采行棋，齿采的变化多种多样，又在行棋中设置了“关”、“坑”以及和敌方马相遇的种种可能，由此产生的“出关”、“越坑”、“打马”等名目，使樗蒲变得的饶有兴味，乐趣无穷，确实能起到怡乐身心，启迪智慧的作用。但是，五木后来的发展开始趋于简单化，舍弃行棋而只保留掷采了。参赛各方只凭手气相遇，只要能掷出王采来，就可以战胜对方，这样自然省却了出关、越关、跳坑、打马之类环节。这必然导致游戏因素的弱化，娱乐成份的衰减，往往被赌博之徒所偏爱。据《太平御览》卷七五四中所记，不少人所玩的樗蒲已经没有行棋的内容而只有掷采来角胜负。如《晋书·刘毅传》中所记：“毅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野鸡)，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日：‘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接五木久之，日：‘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他们之间的赌博显然只重齿采而不行棋了，并且赌注大得惊人。《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在樗蒲赌博中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但不甘心，他便请来了赌场神手袁耽为他捞本钱，这时袁耽虽然还在服丧，但也毫不在意，他本人原来就是嗜赌成性，立即脱下丧服，一同赶赴赌场，对方赢得正来劲，看见袁耽与桓温一道赶来，他只听说过袁耽常胜将军的事迹，却未见过本人，于是对袁说：“你总比不上袁彦道(袁耽字)吧！”于是和袁展开一场竞赌。袁耽和桓温一起大吼大叫，加强心理攻势，果然把桓温输的钱全部捞回来了，还倒赢了不少。樗蒲，这在中国古代流行时间不长的游艺形式，在后来与赌博结合起来后，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赌场出现变幻莫测，风起云涌，大起大落的场面，甚至古人竟相信通过“樗蒲”可卜吉凶贫贱。这些事出于偶然巧合，或许当时也确实掷出过令人惊异的以齿采来预测未来的事情而被验证，但是很难说有什么灵验。当然这些偶然巧合于人事的例子，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于中国古代游艺活动中的一些民间迷信习俗。

骰戏

骰戏，源于“六博”、“樗蒲”中的掷采。是一种以骰子对掷而博的游艺形式。因而，独立骰戏的最早出现当晚于六博和樗蒲，其定型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的掷具是用竹木材料制成的，后来改用骨制作。早期掷具上简单的颜色与单调的牛犊、野鸡图案也随着数字概念的引人，在将后来的两面体改进成六面体的基础上，又在每个面上分别刻上一至六个点数，从而使六只骰子不同点数的组合，能够排出许多彩名来。由于精巧圆转，滚动自如的骰子，掷玩方便，齿采变化大，规则简单易懂，又可以适合多人参加，胜负输赢很快能角出来，因而从六博、樗蒲局中很容易地脱离出来，并自成一体的投戏，成为了一种广泛受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感兴趣的游戏了。

骰戏机遇与概率并存，操作方便简单。由于决定胜负便捷灵活，可以随时根据参赛人的兴趣临时定出规律，因而使骰戏具有无穷的魅力与强劲的生命力。当人们在抛掷骰子游艺时，有的对骰吹气念咒，有的大声喝彩，有的暗自祈祷，有的狂呼乱叫，情态百出，气氛紧张，情绪热烈，胜负输赢一刹那之间就能显示。而这也是自骰戏出现的南北朝开始，迄今已历一千多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古人所玩的骰戏道具非常简单，一般只要几枚骰子和一只骰盆就可以了。对场地的要求，也很随便，豪华简陋都可进行，一般是众人围在一桌，轮流掷骰子。当然路边穷巷，只要大家愿意，也能进行。可以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博骰骰戏的游艺方式是根据骰点图案组合的“采名”，或者参赛者临时约定的方式来进行的。据考证早期流行于宋代的骰戏是玩四只骰子投掷，叫“猪窝”戏。李清照在《打马图经》中就有“大小猪窝，挨鬼胡画，数仓睹快之类，皆鄙俚不径”的记载。元人杨维帧还为“猪窝”的骰采订立采谱，改称“除红”。其中，用四只骰子玩的“除红”游戏中，四骰点数全同的叫“浑花”两两成对的叫“叶儿”其中含四的五种叫“红叶儿”，因为宋时骰点只有四是涂成红色的。而不包含四的十种都叫“素叶儿”。掷出“浑花”、“叶儿”以及三红一黑、双红五六的，可以得到三至十帖的奖赏。另外，四只骰子中除去一红，余下的三只骰子的总点数在十二点以上的都有奖，而八点以下就要受罚。九、十、十一点称为“赛色”，这就要与下家掷出的赛色进行比赛，从而决定胜负赏罚。如果一把掷出不见红色而又够不上“浑花”、“素叶儿”的叫“散色”，需要重新掷过，直到掷出“赛色”为止。赏罚的帖数折成钱物或酒筹，由参加者按份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