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以前，宫廷傩仪应该仍是继承唐、五代以来的“方相侲子驱傩”，徽宗政和三年（1113）修订《政和五礼新仪》，“大傩仪”几乎原文照抄《新唐书》“大傩之礼”，就是明证。孟元老所记录的徽宗朝宫廷大傩仪，却与礼书记载有很大不同：进入禁中驱祟者是皇城亲事官和禁军，皆戴假面，着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此前主导逐疫仪式的方相子被教坊使扮演的将军取代，还出现了门神、判官、锺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新角色，总共多达千余人。这种“千人假面埋祟”仪式，是宫廷大傩仪登峰造极的发展，南宋虽然继承了这一形式，规模已然缩小；南宋灭亡后，傩礼再也没有出现在国家正式礼制之中。

两宋之际，正史、笔记中留下许多宫廷鬼祟妖异的记载，比如《邵氏闻见录》“宣和末，鬼车沥血于福宁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内殿砖砌上忽有积血，遽拭之，复出；去砖，亦出；发地，亦出，至废其殿”；王明清《玉照新志》则说，宣和末年，宫中有人迹罕至的水殿，忽报池面莲花盛开，异常美丽，徽宗携嫔御阉宦数十人前往观花。既至，有妇人俯首凭栏，貌似熟睡，乌发如云，素颈粲玉，呼之不应。徽宗以所执玉麈微触之，“愕然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须髯如棘，面长尺余，两目如电，极为可畏”，在众人惊愕中转眼不知去向。王明清《挥麈后录》又说：“元符末，掖廷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刘混康由此受到徽宗宠幸，建议徽宗在京城东北一带叠筑高山，“当有多男之祥”，果然应验，“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

“禁中讹言祟出”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被认为是徽宗困竭国力、兴建艮岳的起因，被认为是京城失守、二圣北狩的预兆。在这个背景下，宣和年间禁中呈大傩仪，“埋祟”于南薰门外，是遵循礼俗，是变相娱乐，还是真正想要埋葬挥之不去的恐惧？孟元老说，我只见过这种仪式，并不知道个中原由。

至除日其，禁中呈大傩仪工。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用，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本，贯全副金镀铜甲令，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北，装判官到。又装锺馗小妹有、土地⑨、灶神之类⑩，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即。

其除日：除夕。

工呈：兼有“安排”与“敬献”之义。《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呈”字多指在神灵或御前展现某种仪式或表演形式。“大傩仪”在古代属于宫廷礼仪，也是“五礼”中的“军礼”之一，“呈”字应接近“安排某种仪式敬献”之意。大傩仪：傩，本义是举止到位，行动有节度，衍生出“使退却”之义。傩起初是一种原始祭礼，却逐疫疠凶恶，逐渐演变成国家主持的禳祭仪式，定期举行。北宋徽宗时期所修《政和五礼新仪·军礼》中有“大傩仪”，与唐代基本相同：江先期准备：“前一日，所司奏闻侲子（选年十二以上、十五以下充）着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作一行，凡四队。执事者十二人，着赤帻、褠衣、执鞭。上人二人，其一着假面，黄金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执戈，左扬楯；其一为唱帅，着假面，皮衣，执捧。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内有鼓吹令一员、太卜令一员，各监所部，坐。巫帅二人（令以下皆服手巾、帻、袷褶），太祝一员。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陈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禳设祭。执事者开瘗坎，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方，深取足容物。”自仪式前的准备：“先一日之夕，傩者各赴集所，具器服，依次陈布以俟。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入陈于阶，如常仪。鼓吹令帅傩者案于宫门外。”于宫中驱疫：“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奏讫出，命内侍伯六人，分引傩者于宫门以次入，鼓噪以进，执戈扬楯，唱帅、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览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一十二神追恶鬼，曰：‘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取门，出郭而上。”工宫外磔禳：“初，傩者将出，太祝布神席当中门，南向。出讫，宰人帅执事者副牲旁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地。北首，执事酌酒，太祝受而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读祝文。读讫，兴。奠版于席，乃举牲并酒瘗坎讫，退（其内侍伯导引出门外止）。”